袁崇煥被凌遲那天，刑車所過之處，人山人海。京城民眾無不唾罵，但袁崇煥毫無懼色，他被五花大綁，押赴西市刑場。“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袁崇煥卒年四十七歲。（《石匱書》）。

        在朝廷上下一片殺袁之聲中，其實背后隱藏的是一場權力之爭。主角就是周延儒、溫體仁、錢龍錫、成基命等幾位大學士，爭奪目標：內閣首輔。袁崇煥不幸被當成道具，與其說袁崇煥死于制度，不如說死于宮廷斗爭更貼切。

            二、為己巳之變的開脫責任

        在領導取得寧遠、寧錦大捷之后，袁崇煥不可多得的軍事才能得到明、后金雙方公認。“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崇禎任命袁崇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入都，十四日崇禎帝召見平臺。袁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時間恢復遼東，并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煥復奏掣肘，袁崇煥奏曰‘以臣之力治全遼有余，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嫉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豈臣謀’。二十四日崇禎賜崇煥尚方寶劍，便宜行事。袁崇煥疏謝并陳方略,崇禎贈蟒玉銀幣,崇煥辭莽玉不受。”（《崇禎紀事》）

        可見，為了平定遼東，崇禎帝對袁崇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真是做到了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權給權，聽任袁崇煥逾越職權殺皮島總兵毛文龍。但命運卻給這位恨不得一夜改變大明命運的年輕皇帝開了個大玩笑。

        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10月26日，皇太極統(tǒng)帥八旗軍分東、西兩路，分別進攻長城鐳隘龍井關、大安口，直指河北遵化。

        雖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煥主要分管山海關外防務，薊遼總督劉策分管關內防務。但是，袁崇煥作為薊遼督師，對整個薊遼地區(qū)的防務都是責無旁貸，況且后金鐵騎正是從山海關外而來。

        于是，袁崇煥作出緊急部署，一方面對關寧錦、京師要道、京畿地區(qū)緊急布防，另一方面急派兵力追擊堵截，再試圖依靠堅固的城池來進行一場防守反擊的作戰(zhàn)。

            在后金突破龍井關、大安口后，袁崇煥急令平遼總兵趙率教率4000兵馬，馳救遵化，準備將八旗兵攔截在這里。11月4日，奔襲三天三夜的趙率教援軍至遵化城外，與后金貝勒阿濟格等所部滿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誤入埋伏，中箭墜馬，力戰(zhàn)而亡，全軍覆沒。趙率教戰(zhàn)死，是明軍的重大損失，袁崇煥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將，失去了救援京師的最佳時機。7日，后金軍破三屯營，明朝喪失了將后金軍堵在遵化的機會。從此以后，袁崇煥統(tǒng)率的薊遼明軍，便滿世界追著后金軍在京畿地區(qū)跑。

        這是一場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野戰(zhàn)。京城百姓、官僚謠言四起，他們無視八旗軍的機動優(yōu)勢，紛紛言傳袁崇煥通敵，要不跟著敵人干什么？而袁崇煥軍隊前腳剛到德勝門，八旗軍后腳就來了，京城民眾認為是袁崇煥給敵人帶路。特別是那些在城郊有大批房地產的京城權貴，將八旗軍擄掠的仇恨轉嫁到袁崇煥身上�；侍珮O似乎患了恐袁癥，又極力避免和袁崇煥接戰(zhàn)。雙方不停的這么兜圈子。袁崇煥本人也深知八旗軍的野戰(zhàn)能力明顯超過明軍，趙率教全軍覆沒就是例子。雖然袁崇煥決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敵眾”，堵塞八旗軍入京師之路。但是，袁崇煥設計的三個阻截都沒有成功，這樣戰(zhàn)線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煥在北京城下拿出了依托堅固城防打防守反擊的拿手好戲，在德勝門、廣渠門外親率9000多關寧鐵騎與八旗軍展開殊死血戰(zhàn)，在其他明軍協(xié)助下，最終迫使八旗兵撤出京畿地區(qū)。

        但北京不是寧遠，讓北京成為展現(xiàn)自己軍事思想的試驗場，不能不說是袁崇煥缺少政治敏感性的表現(xiàn)，這一點，連一位副總兵周文郁都看出來了：“大兵宜趨敵，不宜入都。”（《明史紀事本末·補遺》）何況，沒有圣旨，邊防部隊不得擅自進入京畿。崇禎皇帝早已諭令袁崇煥軍隊不得越過薊州，而袁崇煥卻要讓部隊進入京城休整（“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明史-袁崇煥傳》）。這一點，更讓袁督師說不清了。他的認為“君父有急，何遑（閑暇）他恤？茍得濟事，雖死無憾。”（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在帝制時期，沒有幾個皇帝敢放心的讓外來部隊進入京城，不要對崇禎求全責備。即使現(xiàn)在，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