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裁冗員、裁綠營、廢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權，急于求成，打擊一大片

　　成功的變法，應根據(jù)客觀條件，先易后難，爭取一切力量，以減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在已經穩(wěn)操政權的情況下，對廢除藩主統(tǒng)治、取消士族棒祿等問題仍十分慎重，采取贖買政策和安排出路的辦法，花了10年時間逐步解決了這些遺留問題，保證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國變法者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過多地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甚至社會中下層的過激做法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可能出現(xiàn)的后果和應采取的措施。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大刀闊斧，廣泛地裁撤冗員閑衙，在極短的時間內，從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強行查封，沒有耐心說服，也沒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員的出路，造成極大的社會動蕩，引起舊勢力強烈不滿。正如當時任職刑部的陳夔龍說:“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余處，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yè)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廢八股興學堂，招致數(shù)百翰林、數(shù)千進士、數(shù)萬舉人、數(shù)十萬秀才、數(shù)百萬童生之怒，斷了他們的仕途之路，以至士人對梁啟超“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欲行刺”康有為，可見阻力之大。裁綠營，取消旗人寄生特權，無疑斷了百萬兵棄、旗人的生計，使他們“失去安身立命之業(yè)，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激烈的改革措施把眾多的勢力都推到維新的對立面。

　　2.開制度局，乃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為

　　維新派把實現(xiàn)君主立憲作為變法的戰(zhàn)略目標，要求變官制、削君權、開議院并立即實行，這是一種不顧國情、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為。議院制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伴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而不斷完善。日本設議院也是在維新派執(zhí)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國，“議院”一詞傳人僅10來年時間，根本沒有實現(xiàn)的條件和基礎。8月，當康有為再次提出開制度局準備接管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時，“朝論嘩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廢矣”。軍機大臣們闊開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張之洞說:“民權之說，有百害而無一益。”維新派不切實際的綱領，不僅沒有能夠團結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3.激進主義的改革方式，超越了社會承受力

　　百日維新的103天時間里，頒布了100多條詔書諭令，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不分輕重緩急齊頭并進的改革措施，如大雨傾盆澆得人們無所適從。改革者沒有做到頒布一項，落實一項，鞏固一項，循序漸進，而是片面追求數(shù)量，企圖一夜之間把中國變?yōu)橘Y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國家。這種愿望盡管是進步的，但其結果卻是欲速則不達。由于改革者事前沒能對社會力量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人們對這場涉及到千家萬戶、牽動億萬人心的變法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不少人處于觀望、疑慮之中，甚至有抵觸情緒。一些新政措施損害了百姓的實際利益，康有為甚至還提出改國號、斷發(fā)易服的主張，輕率地侵犯神圣的民族傳統(tǒng)，授人以柄。斷發(fā)易服之說遭到旗人的強烈反對，引起軒然大波。急風暴雨的改革措施超越了當時的社會條件和人們的心理承受力�！蹲至治鲌蟆吩u論:“維新檔在各個部門都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工作，直到舉世都為之震動，認為比起這個青年的中國來，就是日本的維新速度也瞳乎其后”，連康廣仁也預感到變法“規(guī)模太大”，“包攬?zhí)��?rdquo;，“安能有成”?

　　4.策略上:對統(tǒng)治集團內各派別沒能分化瓦解、爭取多數(shù)，而是四面樹敵、孤立自己

　　百日維新是一場涉及到社會體制、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革，掌握最高實權的慈禧太后對變法的態(tài)度極為重要。過去史學界一直視慈禧為頑固勢力的代表，是堅決反對變法的，這未免有些絕對。其實甲午戰(zhàn)敗后，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洶涌澎湃的變法救亡浪潮，朝廷中許多大臣也紛紛上書要求改革。在此情勢下，太后不得不同意在她允許的范圍內作一些改革。如果沒有慈禧的首肯，光緒是不可能完成“百日維新”的。當然，太后對變法的內容有保留:即“不改祖制”，太后的君權地位不能變，滿族的風俗不能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