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力量動員得充分與否，關系到變法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前，其維新派在封建統(tǒng)治薄弱的地區(qū)進行了長期的滲透和思想啟蒙。到幕府末期，農民、市民、新興地主資產(chǎn)階級、高利貸主、下級武士從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fā)，強烈要求改革舊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

　　中國從維新思潮興起到光緒帝頒布變法詔書，維新思想激蕩華夏約有40年光景，但這在思想史的長河中僅是滄海一粟。促成變法的直接動力是高昂的“情緒”而不是成熟的“思想”�？涤袨榈仍谟杉孜鐟�(zhàn)敗引發(fā)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以高度的愛國熱誠，上書呼吁請求變法，同時還組織學會，創(chuàng)辦刊物，宣傳維新思想，在知識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運動。但阻力相當大，不少刊物、學會時起時滅，其影響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維新思想尚未廣泛傳播并為人們所接受。百日維新前夕的思想界，變法派只占少數(shù)，較多的是守舊派，極大多數(shù)的是中立派。據(jù)嚴復估計，維新檔與守舊學派是一與千之比，即使號稱全國最有朝氣的湖南省，守舊勢力也相當大，更何況其它各省。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對變法并不熱心，他們缺乏敢于抗爭的獨立性格，沒有全力支持、保護自己的代言人維新派。變法思想不僅遭到守舊派、古文經(jīng)學派的強烈反對，同時變法活動沒有西洋留學生直接參與，又缺乏實力派人物張之洞、李鴻章等的有力協(xié)調與合作，康梁可說是纜軍奮戰(zhàn)。

　　至于廣大民眾階層，基本上是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維新派居高臨下的英雄史觀使他們沒能深人民眾進行“開民智”的啟蒙工作，一般百姓依舊被守舊主義的迷霧所籠罩。他們并不了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理解維新者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維新變法之際，正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由于列強人侵的深人，民眾的反侵略斗爭不可避免地帶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緒。此時甲午戰(zhàn)爭才結束3年，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尚未彌合，維新派居然不顧民眾的民族情感，稱贊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的的禍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盛情邀請他訪華，積極促成光緒帝召見他，視他為中國維新變法的救星。

　　維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幫助中國變法的行為與民眾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為這場學習西方的進步運動增添了障礙。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并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么現(xiàn)實利益，所有的變法措施沒有一項涉及到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一些新政措施甚至還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維新派沒能啟蒙民眾，老百姓很難理解反帝反侵略與學西方救亡圖存之間的關系，他們與維新派之間隔膜很深，對變法表現(xiàn)冷漠。

　　可見戊戌時期，無論是思想界、士大夫階層還是楞大民眾階層，維新派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極不充分，變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

　　3.對變法的復雜性認識不足

　　康梁等維新派以高度的愛國熱情疾呼變法，亡國滅種的危機感與競爭感、變革觀交織在他們心中，他們期望中國“全變”“速變”，在10年內走完西方國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由于維新派長于書齋，缺乏實際政治斗爭經(jīng)驗和卓越的組織領導才能，他們對變法的復雜性、艱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把嚴酷的政治斗爭簡單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對中國國情、對封建勢力阻撓破壞變法的嚴重形勢估計不夠，對帝國主義本質也認識不清，企圖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涤袨闃O力建議光緒“設法和英國締結同盟”，這種不切實際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為帝國主義人侵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yōu)橘Y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變中國為他們的殖民地。

　　作為變法決策者的光緒帝對變法的復雜性也認識不足，沒能認識到整個封建制度的頑固腐朽和舊勢力的強大，以為一紙詔書就可除舊布新。匆忙頒布的100多條詔令多數(shù)流于形式而沒落實實施。

　　以上論析說明，維新變法的理論準備和思想動員不充分，變法領導者對變法的復雜性認識不足。百日維新是在思想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倉促發(fā)動，這是變法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變法行動操之過急

　　如前所述，變法的思想準備不足，百日維新是被尖銳的民族危機呼喚出來，“與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寧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變法成為當時保國自強的唯一途徑。此形勢下，改革者圖治心切，在變法中急于求成，盲目冒進，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