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繪不僅是江戶時代最有特色的繪畫，而且由于它對西方現(xiàn)代美術的推進作用而聞名世界，在西方甚至被作為整個日本繪畫的代名詞。從制作手段上看，浮世繪分為兩種：木版畫和肉筆畫。前者是刻制印刷而成，后者是手繪而成。江戶時代的人們更珍惜比版畫產量小的肉筆畫，也留下許多優(yōu)秀作品。但是，浮世繪之所以能在長達兩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木版畫這一未開拓的領域中追求新技法和新形式的各種可能性。因此，浮世繪樣式的展開，主要是在版畫中進行的。

　　在形式方面成為浮世繪版畫母胎的，是木版插圖本。在內容上成為其母胎的則是寬永風俗畫。木版畫在日本曾用于佛畫，17世紀以來受到新傳入的明朝木版插圖本的影響，在寬永年間形成日本木版插圖的初步階段。17世紀后期，成為浮世草子前驅的新插圖本適應新興市民階級的要求陸續(xù)刊行，并取寬永風俗畫樣式。江戶以1657年的大火為契機，市民階層掀起移植京都文化并創(chuàng)造獨自文化的熱潮，大量刊行各種澀情插圖本，在木版插圖上也出現(xiàn)新鮮的創(chuàng)造意欲。

　　直至師宣出現(xiàn)時，風俗畫制作的據(jù)點仍然在京都，與浮世繪版歪相關的插圖本新動向也首先在京都興起。但是由于傳統(tǒng)環(huán)境的原因，木版單張印刷業(yè)不太發(fā)達，致使浮世繪木叛畫始祖的桂冠戴到了菱川師宣的頭上。京都的西川袖信（1671～1751）的業(yè)績同樣值得注意，但活動年代稍遲于師宣。袖信除了肉筆畫外，還有大量的歪本、插圖本，可與江戶浮世繪師抗衡。并且大多為墨印，題材大部分是美人風俗圖。他擅長以京都風格的細致柔軟的曲線將女性柔美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在版畫上，因此具有新的意義。他的美人畫極大的刺激了奧村政信、石川豐信等江戶浮世繪師，特別是對于鈴木春信美人畫樣式的建立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江戶繼清信、清倍、安度等人后登場的是：奧村政信（1688～1754）、西村重長（？～1756）、石川豐信（1711～1785）、烏居清滿（1755～1785）等。在他們活躍的時期內，浮世繪版畫中又產生了紅繪、漆繪，由原來的丹繪發(fā)展為更先進的手工著色方法，再發(fā)展為初級彩印——紅印階段，在表現(xiàn)方法上還受京都浮世繪的影響，整體上纖細化，抒情化。

　　紅繪，是用紅顏料代替丹，再加上其他四五色細心分色描繪的方法。漆繪，是在紅繪中的頭發(fā)和衣帶的著墨部分摻膠而發(fā)出漆一樣的光澤，再撒金粉而增添光彩。由于紅繪這一名稱易與紅印繪混同，故普遍將它包括在漆繪中。漆繪創(chuàng)造者，據(jù)說是奧村政信。他既是浮世繪師，又是出版商，富于幻想。起初采用西川袖信的畫風，制作柔和的墨印和丹繪，1715～1720年間，用漆繪手法制作美人畫和演員畫，直接推廣了這種新方式。比這稍遲而于1730年代出現(xiàn)的浮繪，據(jù)說也由政信首創(chuàng)。

　　浮繪是將歐洲的透8視遠近法好奇地用于描繪街景、游廊、劇場，大概最早采用了當時京都和江戶市民引為珍貴的“蒂機械”（一種聚光觀測鏡）。這充分反映出他注意社會動向的性格。

　　發(fā)明紅印，大約是1740年，可能受到從長崎輸入的中國彩印版畫的啟迪。當初是采用紅和綠及其他少數(shù)色彩，奧村政信、西村重長很早就吸取這種新手法制作出優(yōu)秀作品。紅印從1760年頃逐漸增加色彩，向多色彩印發(fā)展。它作為以后錦繪的準備階段具有重要意義。

　　它的淵源來自原有的“大和繪”。“大和繪”是專供貴族鑒賞和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一種帶有濃厚裝飾性的藝術；而浮世繪是表現(xiàn)民間日常生活和情趣的一種藝術形式。浮世繪最初以“美人繪”和“役者繪”（戲劇人物畫）為主要題材，后來逐漸出現(xiàn)了以相撲、風景、花鳥以及歷史故事等為題材的作品。畫面的著色，開始只有黑白兩色，逐步發(fā)展為簡單彩色，最后成為多色的“錦繪”。

　　日本元祿時期的菱川師宣是浮世繪藝術的創(chuàng)始人。為日本繪畫史打開了新的境界。浮世繪一經出世，就受到了廣大市民的喜愛。

　　這種版畫的構成，與我國古代版畫的畫印方法相同，由畫師、雕師、拓師按順序分工合作來完成。首先由畫師作畫，再由雕師刻版，最后由拓師按照畫面不同的色彩分別拓印成畫。這種在木板平面上刻出復雜而又精致的線條，再彩拓成畫的高超技術，曾被西方畫家視為一種不可思議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