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在巖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寫下《興亞建國論》，在各大報刊發(fā)表，公開與日本人合作。為牽制汪精衛(wèi)，巖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權負責組建“巖井公館”（即“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后袁殊加入汪精衛(wèi)zf，由人人所知的“落水”，變成了響當當的“漢奸”。

　　因此，與袁殊同時平反的一些老同志聯(lián)名給中央寫信，認為袁殊被捕后叛*變，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漢奸，不該平反。而袁殊則堅稱，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漢年指示。

　　其中最關鍵的事件是，潘漢年與巖井英一的會面。

　　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牽線下，潘漢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關心國事者”的身份去見了巖井英一。爭議在于，巖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實身份？

　　袁殊稱，潘漢年去見巖井英一之前，在沒有得到潘漢年指示的情況下，他先斬后奏，告訴了巖井英一其真實身份。此后，巖井英一與“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著交道。在巖井英一的回憶錄里，也說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漢年。

　　負責老干部工作的局長朱玉琳告訴曾龍，袁殊平反結論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即指此事。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礙，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堅持不改口。

　　朱玉琳還告訴曾龍，潘漢年被關押期間，文革前對袁殊沒有任何微詞；文革后，對于巖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開始出現多次反復。

　　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樓適夷告訴了曾龍此事的一個細節(jié)。

　　王天木叛*變后，李士群誘捕袁殊。袁殊不知事變，到上海靜安路一家小咖啡館赴約，意外巧遇了好友樓適夷。袁殊告訴樓適夷，明天到這里來，可以見到潘漢年。

　　第二天，樓適夷按時來到小咖啡館，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馬景星。他這才知道，前一天，袁殊在這里被扣了。潘漢年來后，不慌不忙地說，“沒事”，然后告訴了馬景星一個電話號碼，叫她去找?guī)r井英一。

　　至此，曾龍才終于相信，“五重間諜”對袁殊來說是外形，中/共情報員才是本質。

　　曾龍問過袁殊，把潘漢年真實身份告訴巖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產/檔的重要人物？袁殊說，不能這么說，因為如果不說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見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曾龍又問袁殊：“潘漢年有什么興趣特點？”袁殊不假思索說：“他喜歡搞‘陰謀詭計’。”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后說：“要不是潘漢年叫我那樣做，我怎么會鉆那種狗洞呢？”

　　1982年12月，關露在家中吃安眠藥自殺。

　　得知此事后，曾龍十分吃驚：“好端端一個人干嗎非得死呢？”袁殊沉默了一分鐘，說：“我知道。”又停頓了半天后，說：“她無可奈何。”

　　“難言的春秋”

　　平反初期，袁殊一度有了重出江湖的勁頭。

　　有時，機關請袁殊和年輕人分享地下情報工作經驗，袁殊一連講上幾天也沒有疲態(tài)，反而精神振奮。

　　他向組織提出，要去考察長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繼續(xù)活動，干老本行。他要求單位為他配個秘書，協(xié)助自己做口述記錄。皆未能如愿。他只能用發(fā)抖的手獨自完成了回憶潘漢年和馮雪峰的文章，但未能發(fā)表。一萬余字的潘漢年紀念文章《紅色小開》，后來被人借閱，不知去向。

　　1983年，他開始翻譯百萬字日文小說《細雪》，由于手抖得厲害，不得不中途放棄。

　　在曾龍眼里，袁殊有強烈的企圖心，喜歡做常人做不出來的事。袁殊告訴曾龍，在上海灘，像他這樣平地滾起來的人還有幾個，干特工特別冒險刺激，自己干得很起勁兒。他常說：“一個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干點什么，才不負此生。”

　　1984年，在袁殊的老戰(zhàn)友、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丕顯的批示下，三女兒曾曜一家調進了北京。曾曜丈夫趙如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丕顯批示的大意是：一個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志，提這么一點要求我們能不同意嗎？

　　每周日，一家三口會騎自行車去看望袁殊。趙如寶最喜歡聽袁殊講過去的故事，講到好笑的地方，袁殊經常哈哈大笑。

　　袁殊曾和趙如寶說起在汪偽政權清鄉(xiāng)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好多共/產/檔抓來了后，我就假裝出一副司令的腔調，教訓一頓就放了，特別是女的。”